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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俄羅斯鋼琴名家－弗拉基米爾·費亞多 7/25來台演出
文 / 焦元溥
圖 / 藝展國際提供
鋼琴名家費亞多訪問
焦元溥（以下簡稱「焦」）：您在莫斯科音樂院就擔任過瑙莫夫（Lev Naumov）的助教，現在也是著名的教育家，可否談談您在教學上的心得？
費亞多（以下簡稱「費」）：好老師並非一切，學生也要「有天份當學生」，教學才會成功。教學真是得從做中學的藝術，我至今仍然不斷思考與學習新方法。我常說，彈琴並非照本宣科，照譜上寫的做就可以。我們像是第二個作曲家，根據作曲家給我們的訊息（譜上的記號），透過我們的情感和想像力，把曲子還原給聽眾。
我擔任助教的時候，有位學生彈了普羅高菲夫的奏鳴曲。在上課過程中我給他幾種可能的詮釋方式，他也把我教的都全做到了，但在音樂會當天，他彈得特別好，卻不是我教他的那幾種處理方式。我非常興奮地到後台問他：「你彈的太棒了，你做了什麼呀？！」學生看著我，突然愣住了，然後說：「啊！我….我也不知道！」在那一剎那，我非常非常高興，抱著他親了他一下，因為他在台上當下的演出，是他消化了我給他的資訊，然後以自己的創造性和想像力再呈現出的成果！這是教學結果中最好的呈現。
焦：您擁有非常傑出的技巧，也很會教技巧，可否談談您在這方面的心得？
費：我從來沒有單獨想過技巧。我所做的，只是以最經濟、最低限度的活動來達到我要的效果，而且要整體的效果。技巧的概念不斷發展。技巧之難在於全面。各種技巧像是一座座島嶼，要各自掌握並不特別困難；難的是建立島嶼之間的橋樑，如何連結與融合。最後，鋼琴家要找出屬於自己的演奏方式；不要過度，要用事半功倍的方法練習。唯有身體放鬆自由，音樂才能真正放鬆自由。
焦：您的歌唱句法非常迷人，想必對此一定格外有鑽研。
費：基本上這是速度、距離與演奏重量三者的調和：如何運用身體彈出厚實且優美的聲音，如何拿捏按下琴鍵與琴槌擊弦之間的微妙時間差，以連奏延伸出悠揚的歌唱句。但我覺得真正的歌唱，是一種開放靈魂的狀態，否則歌唱仍然很制式化。要達到這點，至少對我而言，我無法演奏自己不愛的作品。
費亞多演奏舒伯特小夜曲影音欣賞
焦：您的歌唱句法還包括了語氣細節，以及語調與音樂旋律的結合。這屬於您之後的體會嗎？
費：這更來自對作曲傳統的研究。音樂創作充滿了人的語調。比方說巴赫的作品，裡面種種音型，向上向下、抑揚頓挫，都是說話語氣與聲調的音樂化身。許多學者對比他的清唱劇歌詞與旋律，整理出很多心得。當時德語區也有著作，討論音型、旋律與語調的關係。這是音樂創作的基本道理，是西方音樂的共同語彙。
焦：您對音樂詮釋持怎樣的概念？
費：我不是很喜歡詮釋這個字；我覺得所謂的音樂詮釋，其實更接近語言翻譯。好的翻譯要能表現作品的精神意義，不是只呈現形貌。有位俄國翻譯家把許多唐詩譯成俄文。他會中文，我相信成果很正確，可是無論是李白、杜甫還是王維，被他翻譯之後，全都不是詩了。可見翻譯詩需要能懂原作意思，更要有創造性與詩意。演奏音樂也是如此。把音符演奏出來，只是翻譯了字，樂曲精神並不因此出現。然而，若以充滿創造性與詩意的方式來翻譯，不同翻譯者的成品必然不會相同，甚至有很大差異，讀者應該要能理解並欣賞這樣的不同。音樂也是如此。
焦：您在隆ㄧ提博大賽獲獎，又榮獲第四屆范·克萊本大賽冠軍，可否說說當年參加比賽的心得與情況？
費：以前比賽沒有現在多，所以每個比賽得到的關注也比較大。蘇聯時代出國參賽的甄選仍以演奏能力為主要考量，但也必須得到當局的政治認可，有些情況也有政治考量。我還是盡可能把比賽演奏當成表演，心裡也沒有「對手」。我非常不喜歡有人把比賽看作你死我活之事，要「打倒對手」。我從來不這麼想。
焦：范·克萊本大賽第一屆的冠軍本來應是佩卓夫（Nikolai Petrov，1943-2011），但金主不願把首獎頒給俄國人，最後他只得第二。您是該賽首位得到冠軍的蘇聯鋼琴家，照理說當局應該好好宣揚，怎麼最後竟有13年時間不讓您出國演奏？
費：其實這正是原因。就是因為得到范·克萊本冠軍太珍貴、太轟動，這引起太多人嫉妒。我在蘇聯也沒有打點關係與送禮，見到不平之事也都直說。比方說以前黨幹部會到莫斯科音樂院給教授們「上課」，告訴這些頂尖音樂家什麼是藝術或音樂該怎樣。我批評過這種荒謬事，顯然沒和當局站在同一邊。再加上我的寄宿家庭主人海德女士（Martha Hyder，1927-2017），當時的范•克萊本基金會主席。她跟美國白宮政治高層和政商界都有緊密關係，但行事實在過分高調，比方說她居然讓美國Oldsmobile車廠的老闆千金，送了一輛車到莫斯科給我！這不只讓眼紅的人更難以忍受，還讓蘇聯當局聯想到我可能成為美國情報員。
焦：您沒有想過要移民出來嗎？
費：我有想過，但很多原因讓我留在蘇聯。首先，我不想離開瑙莫夫。那時音樂院裡有些鬥爭，某些教授專門挑他學生的毛病。我留在那裡至少可以保護他，由我出面和這些人理論。再者，我對移民到西方有些疑慮。去旅行演出是一回事，真正定居在外是另一回事。最後，我捨不得蘇聯的聽眾。這不是說我眷戀掌聲，而是其中真有對音樂充滿赤誠的人。以前索封尼斯基演奏的時候，台下就充滿這樣的人。那怕整場他都表現不好，只要有一句福至心靈的神奇演奏，他們就心滿意足，甚至為此瘋狂。到我的時代，這樣的人仍然存在，而我也真心為他們演奏。
焦：那時蘇聯仍有許多讓世界為之震撼的文化人與藝術家，您會如何形容那個時代的文化氛圍？
費：真的很獨特。政治與言論的箝制控管，導致人們缺乏鳴放的方式，因此許多人更追求內在生活，追求心靈世界的美好。這使藝術家更琢磨於藝術，也使藝術始終有欣賞者。外在世界愈沒人性，人們內心就愈期盼人性；外在愈虛假，內心就愈渴望誠懇。另一方面，也因為行動自由受限，多數文化藝術人才不能出國，大家都留在國內的結果，就是競爭極為激烈，總是在比武較勁。無論來自哪一種動力，最後就是形成極高水準的文化菁英。回想那個時代，我其實心存感激。我不能懈怠，必須時時精進。雖然不能出國，但我在國內演奏並未受限。我沒有浪費時間，還練了37首協奏曲。
焦：當您終於能重回美國演出，在卡內基音樂廳的獨奏會中彈了德布西《前奏曲》第二冊。您在蘇聯與美國都錄過德布西，演奏相當精采，想必對他有所偏愛。
費：很多人說俄國鋼琴家不太彈德布西，但我覺得我很能和他共鳴，尤其是我能感受到他所受到的俄國影響。他年輕時當過梅克夫人的家庭三重奏成員，獲得許多樂譜。穆索斯基那些聽來很好，實際上違反傳統作曲規則的樂曲，給他很大啓發。從穆索斯基和林姆斯基—高沙可夫的書信往來，我們知道穆索斯基其實是不懂這些規則，但這反而讓他的才華自由發展，開創出新天地。德布西從他的作品中學到很多，特別是那些打破傳統的寫作。李希特說德布西發現的世界就和巴赫發現的一樣多，我很同意這個看法。
焦：您擁有非常傑出的技巧，也很會教技巧，可否談談您在這方面的心得？
費：以前比賽沒有現在多，所以每個比賽得到的關注也比較大。蘇聯時代出國參賽的甄選仍以演奏能力為主要考量，但也必須得到當局的政治認可，有些情況也有政治考量。我還是盡可能把比賽演奏當成表演，心裡也沒有「對手」。我非常不喜歡有人把比賽看作你死我活之事，要「打倒對手」。我從來不這麼想。
焦：最後，可否談談您的藝術觀？
費：我覺得世界與人是合而為一的整體，和中國道家思想很像，但俄國也有這樣的概念，地質學家維爾納斯基（Vladimir Vernadsky）就提倡過「人類圈/智能圈」（noosphere）理論。藝術無法分析，但可以感受，雖然不可說，並不表示不存在或不重要。「人生短暫，藝術永恆」（Ars longa, vita brevis.）像是我的座右銘，音樂也像是我的宗教。我仍然希望能以音樂改變人：只要有人能因為我的演奏而忘掉世間羈絆，得到靈性的舒展，那就是我最快樂、也最有成就感的事。
（訪問摘自《遊藝黑白：世界鋼琴家訪問錄》第二冊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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